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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初期統一戰線與上海政權建設
        發布時間:2019-06-11
        來源:浦江同舟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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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今年是上海解放70周年,也是新中國成立70 周年。70年前,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充分發揮統一戰線法寶作用,團結各階層人士合力做好城市接管和建設工作。

        近日,市委統戰部專門編印了“統一戰線與上海解放——紀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論文集,邀請有關專家學者撰寫文章,在回顧我黨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建設上海方面重大成就的同時,對檔案史料進行仔細梳理,就當年上海統一戰線的特點及發揮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深刻闡述,為今天的統戰工作提供了寶貴經驗。

        解放初期,上海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強有力的社會力量。資本主義私營工商業在全市經濟的幾乎所有領域內占有絕對優勢,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具有資產階級背景和自由主義色彩。中國共產黨取得軍事勝利后,新政府面臨著建設新政權、經營管理現代工商業的艱巨任務,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還必須實行新民主主義政策,需要與資產階級的合作,因此,統一戰線政策是適合當年上海政權建設極為實用的政策。

        統一戰線與政權遞嬗,1949

        1949年4月7日,中共中央電告鄧小平、饒漱石、陳毅:接管上海,如果沒有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的幫助,可能發生很大的困難,所以應吸收這類代表人物參加工作: 5月20日,中共中央就接管上海的機構和干部配備問題復饒漱石、華東局電,要求吸收一部分產業界民主人士、職工中有威望的領袖和黨外文化工作者參加接管。總之,依靠工人階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對付當前的主要敵人,這是首要的入城政策。

        駐扎丹陽期間,陳毅就中央的精神對干部進行統戰政策、與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教育。在1949年5月10日著名的 “丹陽講話”中,他重點提出要貫徹執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即“要給民主人士工作做,使他們有職有權,還要在生活上給予必要的照顧”,這是黨中央與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要求和方針。進城前,陳毅在丹陽時就已經安排2位民主人士擔任市軍管會、市政府的職務;到上海后,他又繼續安排工商界代表人士盛丕華任上海市副市長,使上海的工商界看到人民政府是人民的,這個人民不僅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而且包括民主黨派工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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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5月28日,上海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新政府成立伊始,即著手開展對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1949年6月1日,華東局統一戰線工作部成立,由陳毅兼任部長,潘漢年兼任副部長。陳毅親自領導開展統戰工作。他一進上海,就連續召開各種大會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安定人心。民主黨派、產業界、文化界的座談會都有效凸顯了政權初期統戰政策的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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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安排了大批的民主黨派人士、知識分子擔任了市政府、區政府和各部門的領導職務。在新生政權中,各民主黨派與中共攜手共同應對各種困難,發揮專長、優勢和影響力,鞏固中共的執政地位。在解放初期產業界人士座談會上,陳毅提出人民政府愿與產業界共同協商,努力恢復并增加生產,切實執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上海產業界紛紛響應陳市長號召,安心恢復和發展生產。陳毅還親自召開文化界人士座談會,并登門拜訪高級知識分子,促使上海率先成立文史館和參事室,安排了一些知識分子進文史館;讓有一技之長、身體很好的人進市政府參事室。隨后又成立了上海市博物館、圖書館、文物保管委員會,大批專家學者、文博人才得以英雄有用武之地。

        民主建政:統戰政策的制度化

        解放初期,統戰政策的執行不僅落實在與留下來的重要的資本家、知識分子、民主人士搞好社會關系,還要透過組織強化他們在各自領域內的權威。因此新政權努力加強這種權威性,統戰政策的制度化使留在上海的各領域精英成為新政權的同路人。

        (一)市協商委員會

        1949年12月,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正式成立,作為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休會期間的常設機構。1950年6月,市協商委員會又開始代行人民政協地方委員會的職權,具有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職能。市協商委員會從成立到結束,共經歷3屆。主席均為陳毅。1954年8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市協商委員會不再具有市各代會常設機構的職能,機構保留至1955年5月中國人民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正式成立為止。

        上海市協商委員會中工商界和文教界委員占較大比重,這反映了當時上海城市的經濟社會結構特點和中心任務的要求,工商界和文教界人士成了團結和依靠的重點。市協商委員會的職權是根據上海建國初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具體要求,協商議決上海重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并為城市新生政權的鞏固提供重要的咨詢和建議等。在建國初期,市協商委員會及時調整各種委組機構,盡力建言獻策,參與協商討論各項重大事務,協助共產黨和市人民政府積極應對各種挑戰,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新生的人民政權需要社會各界提供城市管理的良策,市協商委員會的各種政治行為過程也確實較好地體現了協商性特征,這些經過協商通過的決議在建國初期也得到了切實的貫徹落實。

        (二)市工商聯合會

        在工商界內,統戰的目標基本集中于大企業。這項政策的最初落實形式是通過部分干部和企業主進行一系列的接觸,舉辦宴會、協商等社會活動。后來隨著統戰政策的逐漸制度化,一些新的群眾組織也隨之設立。

        1949年8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致電中央:上海將成立公開合法工、商業團體。1949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組織工商業聯合會的指示》,做出了將“舊商會”、“同業公會”改組為工商業聯合會的正式決定。

        1951 年2 月,上海隆重召開工商界代表會議,這些公會和其他一些單位推選出700多名代表參加。這次大會是上海工商各界團結的象征,也是與新政權結盟的象征。大會一致通過成立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確認該會為上海工商界的統一合法組織,接受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領導,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為目標。

        上海工商聯的角色首先是政治性的,而談判協商、特別議價和具體措施則留給各同業公會處理。工商聯處理的是綜合性問題:粉碎美帝國主義侵略,反對重新武裝日本,支持土地改革,提高企業主的政治覺悟等等。上海工商聯中最突出的成員不再是,或者不僅僅是企業家,他們是一批承擔政府要職的政治人物或代表性人物。上海工商聯并沒有被看作是維護工商界特殊利益的團體。它的作用是確保資產階級象征性的代表性,使其能夠融入新民主主義社會,并配合國家政策,共同發展。

        統一戰線與政權鞏固,1949-1951

        管理上海,恢復生產,任務十分艱巨。上海解放后第一年,就遇到投機風潮、美蔣封鎖、“二六”轟炸,新政權受到嚴峻考驗。對于已解放的上海而言,首要任務便是醫治戰爭創傷,盡快恢復和發展經濟,以鞏固新生政權和人民革命的勝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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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反投機反封鎖反轟炸

        在反對敵人封鎖,打擊投機資本,穩定物價,建設新上海的偉大斗爭中,新政府認真貫徹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將一般工商業者和投機商嚴格加以區別,對一般工商業者進行耐心的說服和教育,告誡他們要相信黨和人民政府,穩步恢復經濟,不要受投機者愚弄。市協商委員會為了幫助私營工商業“克服困難,維持生產”,主動地調整了公私、勞資、工商等等關系,為經濟恢復工作開辟了道路,亦使私營工商業的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在協商委員會的協助下,人民政府經受住了投機、封鎖、轟炸帶來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考驗,變得穩固起來。特別在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協助稅收、幫助政府減少施政的困難上,確實起了巨大的作用,成績顯著。

        (二)抗美援朝

        在抗美援朝運動中,各民主黨派多次發表宣言與談話表示一致擁護和支持這一運動,同時通過各自的成員在各階層人民中進行宣傳教育,并以制訂愛國公約、號召成員參加軍事干校、動員子女參軍、捐獻飛機大炮、寫慰問信等實際行動支援抗美援朝。擔任第一屆赴朝慰問團華東暨上海分團團長的陳巳生(民建會員)在朝鮮前沿陣地提出捐獻飛機大炮的倡議,得到全國人民的響應和支持。上海民建組織會同工商聯推動上海工商界捐款,折合飛機404架,其中民建會員以個人或企業名義捐款,折合飛機179架。截至1952年5月底,上海各界人民捐款8491億元,折合戰斗機576架,占全國捐獻總數的15.3%。其中工商界捐獻了404架。捐獻總額大大超過了原定目標,反映了上海人民強烈的愛國熱情。

        (三)鎮壓反革命

        為了順利地開展解放初期的鎮反運動,更好地發揮統一戰線的作用,市委統戰部規定了一些政策措施,對民主黨派成員的政治歷史問題區別對待,并強調正確掌握政策。同時,上海市委還組織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參加反革命案件的調查審理。1951年4月23日,成立了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審查委員會,吸收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工商、文教、宗教、少數民族等方面的代表參加,讓他們充分發揮作用,按照毛澤東提出的,“判處死刑一般須經過群眾,并使民主人士與聞”的主張,將死刑案件都向審查委員會宣讀通過,力求判案盡可能準確。

        結 語:中國共產黨在締造嶄新城市的過程中,發揮其善于統戰、善于發動群眾的特長,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各界人士,照顧多方利益,順利完成了接管上海工作,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城市管理機構和工作方式。新生政權通過充分的政治動員、積極執行的統一戰線政策等執政方式,基本完成了一些重大的施政目標,克服了困難。

        作者:聞麗 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副教授

        作者:肖存良 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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