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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解放70周年】上海解放前后的愛建工商業者
        發布時間:2019-06-27
        來源: 浦江同舟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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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今年是上海解放70周年,也是新中國成立70 周年。70年前,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充分發揮統一戰線法寶作用,團結各階層人士合力做好城市接管和建設工作。

        近日,市委統戰部專門編印了“統一戰線與上海解放——紀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論文集,邀請有關專家學者撰寫文章,在回顧我黨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建設上海方面重大成就的同時,對檔案史料進行仔細梳理,就當年上海統一戰線的特點及發揮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深刻闡述,為今天的統戰工作提供了寶貴經驗。

        70年前,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國民黨守城部隊投降,上海徹底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愛國工商業者懷揣著“實業救國”的夢想,在黑暗中求索,艱難中經營。愛建公司的主要創辦人劉靖基、唐君遠先后在常州、無錫、上海等地辦起了企業,愛建公司初創時期的其他主要領導人陳銘珊、郭秀珍、楊延修等,也分別在上海等地經營企業,在積貧積弱、落后挨打的舊中國干出了一番事業。

        劉靖基:金蟬脫殼迎解放

        1949年初,看到飽受戰爭創傷的中國很難發展企業,劉靖基曾準備遷廠香港。在中共和愛國進步人士的幫助下,了解到黨對民族工商業的方針政策,他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光明。他拒絕了國民黨湯恩伯要他參加物資疏散委員會的要求,拒絕交納所謂“保安捐”。懷著對事業的信念,抱著對前途的憧憬,劉靖基毅然搭乘泛美航空公司從香港到上海的最后一班飛機,回到上海。

        一回到上海,劉靖基即被國民黨駐滬警備司令部所注意。他突然收到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的通知,要他全家限期遷離并送來機票。此時,劉靖基留下的決心已定,為了預防不測,他按通知要求,只身到機場,佯裝離滬,待飛機起飛后又悄然折回,躲進醫院,金蟬脫殼,迎接上海解放。他在自己九十壽辰時曾意味深長地說:“我年輕時想‘實業救國’,但在舊社會這條路走不通。我從香港飛回上海迎接解放,是我平生最大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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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接見劉靖基(右)

        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軍部隊進城給劉靖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覺到共產黨的部隊確實不一樣,于是對共產黨產生了信任。不久,他收到一封請柬,上海首任市長陳毅將軍邀請他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召集金融工商產業界的茶話會,他驚喜萬分。6月2日,當劉靖基在外灘中國銀行四樓會場上發現,陳毅將軍就是剛才在門口迎接客人的那位穿著褪色布軍裝、文質彬彬與客人握手的人時,他非常感動。

        會上,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饒漱石、市長陳毅分別講話。陳毅“希望各方要有信心,不要觀望,要大膽去開工生產”,并說:“共產黨決不使你們失望,我們講話絕對是有把握的”。劉靖基心中的石頭放下了,他激動地在會上發言,表示愿意與共產黨合作,留在國內發展事業。同年8月26日,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委員會成立,劉靖基當選為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到美蔣飛機的轟炸,史稱“二·六轟炸”。各行各業許多工廠被迫停產,正當企業發生困難之時,劉靖基默默地從國外調回20萬美金來恢復生產,在上海工商界中起了積極的帶頭作用。

        唐君遠:追隨榮德生腳步

        與此同時,中共無錫地下黨也在重點做好民族工商業代表人物的工作。無錫解放前夕,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機關的重要頭目、各社會團體負責人,以及許多知名的工商界人士都收到了一封署名為“江南挺進縱隊”的信件。這些信有的是郵寄而來,有的是從門縫里塞進來。信的開頭都是極具氣勢的兩句話:“我大軍指日南下,江南解放只在旦夕。”其后的內容則根據收信人的不同情況分為幾種類型,對于廣大工商界人士則是宣傳黨的有關政策。

        榮德生長唐君遠25歲,唐君遠喚他“榮伯伯”。當唐君遠在榮德生那里了解到共產黨要求無錫工廠企業不外遷、不外逃以及對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后,他完全接受,并愿意追隨榮德生的腳步,留在國內。

        解放軍87師是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解放無錫的。解放軍營長鐘熹清向他的老上級諸敏(原無錫工委書記)匯報說:“我們跑步輕裝沖到無錫,準備打仗的,卻碰到了人民武裝,一切都像到了解放區了!”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在解放軍過江進軍南下時,唐君遠和無錫工商界人士一起向中國人民解放軍駐無錫部隊獻糧10 萬石、柴草9萬擔和大量其他軍需用品。

        唐君遠選擇留在國內,從此走上了一條光明的大道。

        陳銘珊:解放前夜守在電話機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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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7月,毛澤東與陳銘珊(左五)等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

        1948年冬,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淮海戰役中節節勝利,震動了上海工商界。有的人局促不安,有的人離滬。信誼藥廠總經理鮑國昌去了香港,由陳銘珊代理負責全廠工作。由于通貨膨脹、市場停滯、營業萎縮,企業面臨嚴重困難,陳銘珊帶領職工在艱難條件下維持生產。他不滿國民黨倒行逆施,弄得經濟全面崩潰,民不聊生,他與地下黨員吳克堅(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華東局統戰部部長)秘密接觸,多方掩護、支援吳開展工作。而上海解放前的陳銘珊并不知道吳的真實身份。

        那時,陳銘珊不僅向解放軍提供藥品,而且他的家也已成為“黨的地下工作者的庇護所”。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標準里弄房是北向入口,南向樓層有陽臺,地面層有花園和通里弄的花園前門。當時陳家經常有陌生人來取物品,從前門進來時像個乞丐,進屋穿上陳銘珊的西裝,從后門出去。

        面對何去何從的抉擇,陳銘珊不是沒有猶豫過。但是中國共產黨統戰政策的感召和他一貫秉持的“實業報國”理想,促使他作出了畢生中最重要的抉擇——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與全國人民一起開啟新的人生。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的前一夜,陳銘珊在家里的電話機旁等候吳先生的消息。隨著解放軍進入市區,奪取淮海路警察局和市政府的消息傳來,他心坎上的石頭落下了。通過解放前和吳先生的接觸,陳銘珊覺得共產黨并不可怕,對民族工商業者是講團結的,就共產黨員的道德修養而言,也是令人尊敬的。

        新中國成立后,陳銘珊出任信誼化學制藥廠總經理,并被推選為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委員。1953年1月,信誼藥廠試制成功國內首創的抗癆藥——異煙肼,逐步走上主要原料國產的道路。

        郭秀珍:女承父業,離港返滬

        1947年,郭秀珍的父親在香港投資開辦香港華昌金屬鋁制品廠,事業重心漸漸向南擴展。因業務和生活上的便利,家眷兒女也移居香港。郭秀珍在上海建華銀行工作了兩年,也隨家人去了香港。到港后,郭秀珍主要是學習。1948年底,郭秀珍被英國利茲大學錄取,攻讀病理細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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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接見郭秀珍

        上海解放前夕,她父親離滬(在20世紀30年代,華昌鋼精廠生產的鋁制品占了上海2/5的市場份額),企業無人負責經營管理。遵照父親的囑咐,接手該廠,郭秀珍的心情是復雜而矛盾的。“華昌”是父親嘔心瀝血的經營成果,如何保住“華昌”這塊牌子,保住廠子?為此,她放棄了去英國求學的機會。當時已經取得香港居民身份的郭秀珍,毅然于1949年返回上海,任上海華昌鋼精廠副經理。

        新中國成立后,短短幾年,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全國人民開展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到處是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郭秀珍積極帶頭投身到認購公債、克服企業困難、恢復生產、接受軍工任務、捐獻飛機大炮、調回在港物資等各種愛國運動中。

        楊延修:脫下西裝 換上軍裝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后,迎接新中國成立,完整而有序地做好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已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鑒于上海的情況錯綜復雜,黨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地下黨組織經過反復研究,并吸取了洛陽、沈陽、平津等城市接管工作的經驗,進行了周密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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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楊延修在江蘇丹陽集訓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地下黨機關組織在香港的黨員干部和民主人士,有組織、有計劃地分四批坐船北上解放區。

        1948年,廣大華行先派盧緒章、龔飲冰、王一知離港去華北,又派吳雪之、李在耘、程恩樹回上海進行調研和準備,張平、舒自清等同志仍留在香港主持華潤公司(95%資本金由廣大華行而來)的工作。

        1949年3月14日,廣大華行副總經理楊延修乘坐華潤公司“東方號”輪船秘密離開香港,在北平報到后,赴天津參加接管沿海城市調研,于丹陽集訓后,南下參與我國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的接管工作。

        1949年5月26日清晨,楊延修隨著接管的隊伍,從丹陽坐火車到上海附近的南翔,然后換乘吉普車開進市內。司機誤入閘北地區,遭到國民黨軍隊襲擊,幸好及時在四川路橋堍躲避,才免受損傷。當夜,楊延修住進了金門飯店(現為金門大酒店),這里是軍管會財經委員會接管干部聯絡站。

        第二天早晨,當發現來自外地的10多位同志從前一天起就沒有吃上飯,楊延修趕快讓廣大華行設在廣東路的廣大藥房里的兩位伙計,踏著黃魚車買了熱氣騰騰的大餅、油條招待他們。廣大華行的職工們得知他們和藹可親的大老板竟是中共地下黨員,還穿著軍裝,成了軍管會的“接管大員”,又驚又喜。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1949年5月28日,接管儀式的完成是新舊上海更替的一個歷史性標志。從這一天起,楊延修也正式開始在工商處副處長的崗位上履行職責。

        老一輩民族工商業者秉承“實業救國”的初心,最終團結在“愛國建設”的旗幟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鄧小平對原工商業者“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的號召激發起老工商業者的報國夙愿。以劉靖基、唐君遠等為代表的1000多位海內外工商界人士集資5700余萬元,于1979年9月22日成立了改革開放后中國首家民營企業——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愛建集團前身)。

        (作者:范永進 愛建集團黨委書記、副董事長、上海金融文化促進中心理事長、上海金融業聯合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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