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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革前輩與新中國】朱蘊山:身懷團結法寶的“智多星”
        發布時間:2019-08-13
        來源:團結報團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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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蘊山(1887-1981),名正錕,號蘊山,安徽六安人,民革創始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民革第一至四屆中央常委,第五屆中央主席。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49年4月6日,上海《新聞報》頭條版位刊登了一條獨家新聞,大字標題為:《劉仲華由平飛抵首都,同來三人堅不露姓名》(劉仲華實際是劉仲容,此標題為當時報道有誤)。字里行間透露了從北平來了四位“神秘客”,“他們來與和談有關”,還特別提到“其中一位留有仁丹胡子”。這則報道震動了南京、上海新聞界,記者們四處奔波,到處打聽“神秘客”是誰。這位留有仁丹胡子的神秘人物,就是肩負推動和談任務的民革創始人朱蘊山。

        參與籌組進步組織

        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引起了各方民主人士的不滿,痛感“非民主團結大局無出路,非加強中間派的組織,無爭取民主團結”,團結起來的呼聲日益增強。朱蘊山長期參與革命,斗爭經驗十分豐富,為人熱情、坦率,思路開闊,具有很高的政治威望,責無旁貸地肩負起了秘密籌備的聯絡工作,他先后參與了民盟、民聯、民革的籌備工作。

        1943年,蔣介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為適應反蔣斗爭的需要,朱蘊山與在重慶的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積極行動起來。他和譚平山、陳銘樞、楊杰、王昆侖、郭春濤等人交換意見,打算用座談會的形式,把關心時政的國民黨民主人士召集起來,以座談形式,溝通思想,團結民主同志,爭取抗戰勝利。這個設想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座談會舉辦初期沒有名稱,也沒有固定主持人,座談的地點是以個人名義借用的公司、銀行、商號的辦公場所,以及一些條件較好的私人住宅。一般每月舉辦一兩次。

        經過一段時間的活動,參與座談的同志認為建立一個國民黨民主派政治組織的條件已經成熟。在中共南方局的支持下,朱蘊山與譚平山、陳銘樞、楊杰、王昆侖、郭春濤、許寶駒、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等共10人建立了籌備小組。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在重慶上清寺特園鮮英住宅正式成立,朱蘊山成為會議選出的中央臨時干事會成員,后被推選為中央常務干事。隨著形勢的發展,李濟深、何香凝等人開始籌劃建立國民黨民主派統一組織。因為朱蘊山具有組織籌備民盟和民聯的豐富經驗,于是決定請他負責具體籌備工作。其實早在民聯成立后不久,朱蘊山和李濟深、馮玉祥、張瀾、劉文輝等人在重慶就有過詳細討論,準備將民聯和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聯合成為一個組織,以便集中力量分化國民黨反動勢力。

        1946年6月10日,朱蘊山乘飛機離開重慶,先是到達南京,進而隨李濟深到達上海,加緊聯系各方人士,著手國民黨民主派統一組織的籌備工作。李濟深秘密離開上海到達香港后,發表了《對時局意見》,提出了挽救時局的7點主張,明確了籌建組織的指導思想。朱蘊山緊隨其后,也準備由上海前往香港,協助李濟深盡快把國民黨民主派組織建立起來。但由于形勢緊張,朱蘊山只得佯稱飛行員家屬,秘密乘機抵達香港,由張克明、馮伯恒等人迎接住進陳濟棠胞弟陳樹渠家。到香港后,他立刻投入到籌備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工作,拜訪已在香港的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等人,與他們交換意見,商討各項籌備事宜。經過多次集議,大家決定以李濟深、何香凝的名義,函信約在上海的民聯負責人來港,參與籌備工作。那么,誰來負責將密信送到上海呢?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朱蘊山。他先后參加過光復會、同盟會、國民黨、共產黨、第三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民盟、民聯等組織,交友廣泛,對各方政治人物都很熟悉,為人又豪爽豁達,急公好義,孑然一身,不治家產,一旦遇到重要任務需要進行聯系時,總是請他辛苦跑一趟,故此得了一個“神行太保”的雅號。朱蘊山無疑是送信的最佳人選!于是乎信的末尾注明:“詳情由蘊兄面報。”當時在香港工作的張克明、馮伯恒等人,都十分擔心朱蘊山的安全,紛紛勸他先觀察局勢,不要貿然前去上海,但朱蘊山一生經歷過多次大風大浪,對此毫不畏懼,置個人安危于度外,立即訂購赴滬船票。不料,開船前一天,突然接到上海友人電報,稱他若返回上海,一上岸就有被捕的危險,為了同志們的安全,經與李濟深、梅龔彬等商量,上海之行最終不得不取消,改為通過其他途徑傳遞信息。

        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朱蘊山被選為民革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并以政治委員會代主任的名義起草了《民革軍事工作要點》,指出:“除要積極加緊政治工作外,并應積極加緊軍事工作,配合友軍同時并進,以期縮短戰爭過程,使蔣介石反動集團提前奔潰。”他提出要吸收以往軍事工作的沉痛歷史教訓,對軍事策反對象“務須調查其平時對地方人民有無罪惡,認為可以改過自新,必須有行動保證,方可收容”,還要全面觀察,“特別注意中、下級,不可專靠上層拉攏”。1948年底,朱蘊山與李濟深一同北上,到達了解放區。

        足智多謀的“仁丹胡子”

        1949年4月1日,國民黨政府派出談判代表團飛往北平。4日下午,周恩來到北京飯店,與李濟深碰頭交換意見,隨后即與朱蘊山等人開了一個小會,決定由朱蘊山與劉仲容、李民欣、劉子毅一起秘密前往南京,敦促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接受和平談判協定。出發前,周恩來把自己的一盒名片交給朱蘊山,囑咐道:“只要國民黨軍政要員留下不走,解放軍過江后,見到名片,均受保護。”接受任務的次日,朱蘊山等人就飛往南京。

        4月5日,南京天空晴朗無云,飛行十分順利,朱蘊山等人比原定時間提前了半個小時到達,直接被秘密安排入住南京大悲巷白崇禧公館。沒想到,第二日就被密切關注和談的媒體捕捉到了蛛絲馬跡,并在報紙上被公開報道。因需機密行事,朱蘊山等四人深居簡出,分別見到了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于右任等人,并向他們轉達了中共中央關于和平談判的意見,勸其認清形勢,結束內戰。同時,他們還做了大量爭取于右任等國民黨元老的工作,并深入細致地了解國民黨政府內部的情況。

        對于李宗仁,朱蘊山曾說:“李濟深看在老朋友份上,在這最后關頭還是要拉他一把,我這次來就是這任務。”當了解到蔣介石雖然隱退,但仍在幕后控制大權,“劃江而治”是其能接受的最后方案后,朱蘊山立即向中共中央進行匯報。毛澤東、周恩來得知情況后,旋即電報指示:“俟朱蘊山等北返后,條件均可再議。”中共中央此種策略處理,主要是出于對朱蘊山等人安全的考慮,這讓朱蘊山深受感動。

        鑒于這種情況,和平談判勢必破裂,北平的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成員張治中、邵力子等人在周恩來的勸導下,已決定留在北平。為防止蔣介石扣留代表團家屬為人質,朱蘊山在準備離開南京時,還秘密將邵力子的夫人傅學文等人帶回北平。他精心安排,囑托傅學文不要帶任何行李,佯作到機場為自己送行,在飛機起飛時,讓傅學文與代表團一起登上飛機,返回北平。

        雖然和談沒有取得成功,但是朱蘊山等人此行的工作卻深入人心。于右任見大勢已去,黯然離開南京前給沈鈞儒先生寫信道:“蘊山、澤霖兩兄來,晤談甚快。大示對國家安危、人民疾苦殷切關懷,實深感佩!”從信件的只言片語中,不難看出朱蘊山的工作確實打動了于右任等人。

        在錯綜復雜的情勢下,中國共產黨和民革之所以將如此重要的任務交給朱蘊山,是因為他有著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在政治工作中非常細心,懂得講究工作方法,善于細致地考察多方因素后制定策略,有方法、有技巧地解決各種問題、完成組織任務。

        1948年秋,革命形勢迅速發展,中共中央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民主人士分批進入解放區,共商國是,籌備新政協會議及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相關事宜。李濟深是國民黨的元老,在國內外享有較高的聲望,在中共的邀請名單中,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名列首位,但港英當局對其嚴加監視。

        朱蘊山為了幫助李濟深等民主人士安全離港,北上奔赴解放區,他絞盡腦汁設計了請客障眼法、敷衍障眼法、小艇游覽法、迂回上船法、夜色障眼法等一套隱蔽的掩護措施,并把出發時間選在了港英當局的圣誕節放假期間。出發前,朱蘊山陪同李濟深、何香凝等在海灣碼頭登上游艇,佯裝散心,又帶著酒肴與李濟深一起坐上交通員掌舵的游艇裝作去海上游覽,入夜以后,借著暮色的掩護神不知鬼不覺地登上阿爾丹號。為躲避海關檢查,他們一起棲身于船長室。雖然海上有艦艇盤查,天上有飛機盤旋,阿爾丹號還是有驚無險地于次日凌晨安全出港。

        從1948年12月26日至1949年1月7日,歷時12晝夜,順利到達東北解放區大連港。

        投身新中國建設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朱蘊山與李濟深、何香凝等民革代表,被推選為主席團成員,并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在籌組政務院時,周恩來曾提出希望朱蘊山到內務部擔任副部長,但他認為自己40余年為之奔波流亡奮斗的愿望已經實現,提出做一名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10月19日,朱蘊山被正式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

        作為民革的一位主要創建者,朱蘊山連續擔任第一至第四屆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出于對民革組織的熱愛,他自愿擔任民革中央組織部部長,對民革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深受廣大民革黨員的擁戴。當時,民革領導層各方面人士都有,有政治活動家,有軍人,還有詩人,他們的看法、想法、做法總是有差異的,有時也可能發生某些不愉快。朱蘊山承擔了溝通思想、消除私見的工作,在他的協調推動下,同志之間更加團結親密,組織建設工作不斷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盡管民革二大確定了為新民主主義服務的政治路線,也通過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組織總章》,確定了民革組織建設的基本原則,但組織路線問題仍然未能解決。針對“本黨民主同志”范圍的問題,朱蘊山經過深入調研,梳理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民革組織方面的工作,指出民革“以團結國民黨中層分子為主,并注意吸收社會各階層中與國民黨有若干關系的文教、工商、專門技術人員以及婦女界進步分子。至于國民黨上層個別的進步分子,我們也要竭誠地爭取他們參加組織。民革在統一戰線中就在于團結這一部分群眾來執行共同綱領。”

        此后,朱蘊山還帶領民革中央組織部門根據民革中央系列會議精神,制定了各種組織章程,確定了中央和地方組織的編制,制定了本年度的組織整建計劃,處理了若干地方上組織的復雜問題,選派了地方籌備機構負責人選。到1950年11月,民革在國內建立了兩個大行政區的組織,10多個省市組織和3個海外組織,超過了原來的整建計劃。1951年2月5日,民革第48次中常會通過了《關于發展組織的決議》以及《關于發展組織的實施方案》,不但指出了較為明確的發展方向,而且第一次提出了“鞏固與發展”相結合的方針。會后,朱蘊山等人分赴國家機關和各地進行座談、宣傳和動員,積極在各地建立了新的地方各級組織機構。

        1951年,民革組織發展工作聚焦國家機關部委,朱蘊山等代表民革到各國家機關向部領導提出發展組織的要求,大力推動國家各級機關中民革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在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和中央各部委的大力支持下,監察委員會、政務院、海關總署、交通部、內政部、司法部、工會、人民銀行的民革小組先后建立。在政務院民革小組成立會上,時任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李琦在講話中說:“民革同志在政務院與各友黨團結得很好,小組成立后,更加密切團結,從國家大事到崗位工作,都可以充分交換意見,把工作搞得更好。”

        為推動各地民革組織發展,朱蘊山到全國各地進行調研。對比新舊兩個中國,朱蘊山感嘆新中國建立后祖國各地的一派朝氣蓬勃的新氣象,創作了很多詩篇。1952年春,他來到合肥,正值皖南、皖北行政公署合并,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前往六安、霍山一帶參觀的途中,看到“沿途農村已從互助組開始籌備合作社,遍地紅旗招展,真是一番新興氣象”,朱蘊山感到無比喜悅。對比解放前這一代人民啼饑號寒,遭土匪、惡霸、兵禍蹂躪的歷史,現如今是“勞動人民力勝天”“紅旗處處插秧田”。

        1954年9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開幕,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朱蘊山參加了憲法的起草工作。他還擔任了一系列重要職務,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參加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為愛國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擴大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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